（二）辅助：完善正当程序 尽管笔者主张肃清和评估整理不合理的法规范，但在相关规范得到废除和修改之前，从执法层面加以完善，也能一定程度上消解全民违法的状况，尤其是在自动化行政得到普及的当下，这一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经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领域，后果难以估算的社会风险越来越多。这种作用的发挥，又可反过来促进政治系统的自我反思。

然而，为解决自由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罗斯福新政时期发展出了所谓的第二权利法案。政治的功能并不指向全社会的复杂性，只有那些无法通过自身机制加以吸收，或者无法通过个体斗争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才能交由政治解决。正如马丁·洛克林所指出的，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自由规范主义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恰当的公法理论。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展出了客观价值秩序，但由于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客观价值秩序的应用具有相当大的任意性，其对私自治的介入注定只能是有限的。最后，为适应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政治系统分化为政、治、民三个承担着不同功能的子系统。

刻画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边界，虽然仍有重要意义，但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模式下的非此即彼，政治的边界也不像在二元对立模式下那样清晰。关于哈贝马斯对宪法范式的区分，参见J.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8, S. 326ff. 有学者将宪法区分为十八世纪之宪法十九世纪之宪法二十世纪之宪法（参见章永乐：《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以20世纪20年代前期为中心的考察》，《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第93页以下）。[46]与之相似，定期、阶段性的设备设置审查也需要符合法制和技术两方面的要求。

该条款弥补了此前《行政处罚法》的阙漏，反驳了只要当事人实施了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行政机关就可以予以处罚的观点。错位指的是只着眼于局部目标，而忽略了多元目标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14]参见刘云林：《法律结构视阈中良法的向度及其实现》，载《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4期。[31]参见张青波：《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素》，载《法学》2020年第10期。

当且仅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均为肯定时，上文的论断方可成立[28]又如，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在提到巩固抗日团结时，首先即要求以平等友爱的精神对待回族人民。

二是权力、义务与职责，可从公民与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各国家机关的职责分工与配合两方面展开，既是对《宪法》第52条的细化，又要在清晰厘清各部门职责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组织保障机制。[19]1937年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1938年10月毛泽东《论新阶段》的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1940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巩固抗日团结等，[20]皆为联合之意的动词性民族团结。二是概括提及的各民族间关系。二是道德性表述的规范实现模式，用魏德士（Bernd Ruthers）的话说，即：通过郑重表达以实现使人印象深刻的规范目标。

但序言第5段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则显为动词性，首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实现了民族团结的广义化。[5] 典型解释如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84] [美]劳伦斯·H.却伯、迈克尔·C.多尔夫：《解读宪法》，陈林林、储智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页。结合《刑法》规定的行为类型，汉族-少数民族关系呈现某种矢量性（vectorial），即汉族→少数民族。

由此，对民族团结的解释应以平等、互助为条件，以和谐为目标。[6]在《宪法》第52条维护民族团结这一动宾结构框架下，当代主流语境中的民族团结在语法上实为一种省文，即民族团结的状态（局面），形容词性的团结显然构成前述语义逻辑的基础。

[49]平等是互助的条件，互助是平等的充实。如，早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即明确提出：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

传统的民族团结研究方法虽然揭示了具体的实践情况，但却无法真正为民族团结法治建设方案的拟定提供直接支撑，无论是理论方法的跛足还是对改革需求的弱回应性，均呼唤以补齐短板为目标的规范法学在新时代民族团结法治研究中核心方法地位的确立。[51]其三，如果说汉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聚焦的是民族的整体性维度，那么第52条对于公民概念的强调则突出了具有特定民族身份的公民个人在民族团结中的建构性角色，特定民族内部个体之间的团结亦为民族团结的题中之义。王锴：《为公民基本义务辩护——基于德国学说的梳理》，《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0期。词性上，5处团结皆作形容词解。第二，《宪法》序言第十一段对汉族-少数民族关系初步具象化为两个反对，其主要是大汉族主义的主要逻辑上存在两种解释方案，一是大汉族主义作为大民族主义的核心体现，二是大汉族主义作为两个反对整体的制度抓手。蔡定剑曾将国家统一解构为主权独立性、领土完整性和权力统一性三重内涵，但对民族团结却仅以对《刑法》第102、103条的简单列举一笔带过。

[96] 郑贤君：《基本权利原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三）其他国家宪法文本对基本义务尤其是民族团结义务的冷落会否侵蚀我国《宪法》第52条的合理性 首先，基本义务条款绝非各国宪法文本中的另类。

[51]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司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贯彻实施十六讲》，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27] 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101] 朱孔武：《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49] 1999年《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白皮书：中国政府历来认为，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

[12] 参见贾东海主编：《中国历代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111页。1991年《罗马尼亚宪法》第30条第7款规定：法律禁止对国家和民族的诽谤，煽动侵略战争，宣扬民族、种族、阶层或宗教仇视，煽动歧视、领土分裂、公共暴力以及一切与道德相悖的淫秽行为。[89]现行宪法中包括民族团结在内的典型基本义务条款均可归入单纯式义务项下，但就第52条来说，似乎亦与概括限制型权界式义务有所交叠。

[107]由上，问题的关键系对下列两类关系的选择模式。如果说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重在描述民族团结的静态结构，两个反对则意在突出民族团结的动态实现，进而与团结的形容词属性和动词属性分别构成了对应项（counterpart）。

最早规定公民义务的是1795年法国宪法，其第一章标题即人民权利与义务的宣言。郑毅，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二是我国各级地方在长期以来的维护民族团结工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卓有成效的做法理应适时推广。如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提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整一大中华民族。

[31] 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86] 参见涂少彬：《民族团结的法理：自由主义的逻辑、条件与限度——以加拿大魁北克分离意见书及其分离权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民族区域自治法》第9条延伸了《宪法》第52条的规定：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从而将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具象化为自治机关和上级国家机关。[31]又如，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指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改善国民政府与少数民族族地方政府的关系。

对民族团结实现方式的精准把握有助于从逻辑上反推其规范内涵。[56]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90]基于政治效忠原则，作为基本义务的民族团结归入忠诚义务和守法义务毋庸置疑。[32] 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第二，将民族团结作为特定规制目标的前提和路径，根据规制目标的不同在表述上分为民族团结+社会/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安全两类。[21] 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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